高校改革试行3年仍未触及核心 去行政化阻碍重重
“逐步实现大学去行政化，探索建立由校董会、校长、监督机构组成的治理架构，让教育家办教育，落实高校办学自主权。”“383方案”明确提出推动高校改革的路径。
2013年8月，上海纽约大学迎来295名第一届本科生。作为我国第一所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中美合办大学，学校实行理事会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，校长俞立中也不再保留行政级别。探索高校如何去行政化、教授治校以及学术自治，上海纽约大学被视为高校教育创新改革的样本。
校长公选试点仍由教育部门主导
在教育学者、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看来，目前高校行政化主要包括两方面：第一是政府部门拥有办学权力，学校没有自主权，人事权和财权都在政府部门手里；第二是学校行政权把控了教育权和学术权。
2010年7月底颁布的《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(2010-2020年)》中，明确提出高等教育去行政化改革，其中包括试行政校分开、管办分离、扩大学校办学自主权、取消学校行政级别、建立学术委员会等。
“过去3年了，高校去行政化问题没有得到解决，学校行政级别也没有取消。”在熊丙奇看来，这些年，教育部做的改革试点都没触及到核心。比如2011年推行校长公开选拔试点，但公选还是由教育行政部门主导，公选的校长也有行政级别。
“像南方科技大学，一开始是要去行政化，结果深圳组织部门为学校招聘了正局级的副校长。”熊丙奇对记者说。
去行政化最大阻力是既得利益者
“高校去行政化最大的阻力是既得利益者不同意。一旦去行政化，教育部门就要向学校放权，但推行改革放权的又是教育部门，能让被放权的行政部门推进放权吗？”熊丙奇告诉记者，“行政权、学术权与教育权要分离，建立教授委员会或学术委员会，但学校是行政部门主导改革，这两个委员会很容易成为摆设。”
在熊丙奇看来，因为有行政级别，高校变成了政府部门的下级，高校不能按自己想法办学，只能听从行政指令，降低了学校的自主性和独立性。
“大学校长本该对大学的学术共同体负责，对大学的未来发展负责。但目前，是领导任命校长，所以校长要对领导负责。”上海纽约大学校长俞立中说。
俞立中此前曾给教育部提过建议：能否由与学校休戚相关的人组成选举委员会，包括学校教授、校友、学生及学校管理人员，让他们来选拔校长，选出的校长可以到教育部备案。
高考成绩只是参考，综合选拔决定能否入学
俞立中认为，高校教育改革的核心有两个：教学以学生为中心，办学以教授为主体。
上海纽约大学为每位学生配备一个学生顾问，帮助学生选择更合适的课程。这些学术顾问多是名校博士或博士后，有专业见解。
“在国内高校，老师上课想讲什么就讲什么，完全不想对学生有没有帮助和提高。讲完就考试，只是看看学生记住没有。”俞立中说，“学校的科研架构应该围绕学生转。”
“上海纽约大学选拔学生时，会把高考成绩作为一个基准，高考是必要的，但不是最核心的，最核心的是选拔过程。”上海纽约大学中方招生办副主任王政吉说。
王政吉介绍，学校会通过模拟课堂、团队活动、一对一面试等，考察学生的学习、团队合作、沟通、领导和英语表达能力。
“招生委员会根据当天评判人员的反馈，逐一讨论每名学生在各个活动中得到的评语是什么样的，把学生分为A和B两档。A档学生只要过一本线就录取，B档则要结合高考成绩、校园日活动表现、高中学业成绩、综合素质评价等综合评定、择优录取。”王政吉说。
教务长负责学术事务，校长不能插手
据介绍，上海纽约大学有一个八人制的理事会，校长俞立中及常务副校长雷蒙就是由理事会选出并任命。
王政吉认为，国内高校去行政化，很重要一点要体现在教学的管理和监督上。
在上海纽约大学，与学术相关的事务，比如师资招聘、课程制定、学术标准等，由常务副校长雷蒙与教务长汪小京负责——两个人一位是康奈尔大学的前校长，另一位曾是耶鲁大学神经科学研究中心主任。作为校长，俞立中更多是起监督统筹作用。
俞立中告诉记者，国内大学的内部管理，很多情况下是行政权力取代了学术权力，比如在评审教授、教育教学改革、招聘学校人员方面，都是由很多并不懂教育的领导来决定。
“在一些发达国家的一流大学里面，这些问题多是通过教授委员会，或者通过院系的教授群体决定的。”俞立中告诉记者。
“国内大学的师资招聘一般是由人事部门决定的，但人事部门可能不了解这个学科建设的具体需求与标准。上海纽约大学的老师一部分是直接从纽约大学过来的，一部分是上海纽约大学面向全球招聘的。全球招聘由纽约大学相关学院来做，如果需要招一个物理教授，就是由物理学院负责招聘。”王政吉说。
“国外大学进入国内大都采取中外办学模式，这种竞争性是不够的。”熊丙奇期待，可以直接引进国外大学，在中国内地办分校，按照他们本土办学模式来教学，才能对内地高校产生真正意义上的竞争，从而促进中国教育改革。